旅游兵是什么时候

基本释义

       旅游兵，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非正式称谓，其概念根植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独特历史背景。这一称呼并非官方军事术语，而是民间对当时部分军人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与旅游服务相关活动现象的一种形象化概括。它的出现与流行，紧密关联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军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探索自我保障与支援地方发展相结合的实践。

       称谓的缘起与时代背景

       这一称谓的诞生，主要源于两大社会现实。一方面，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全社会发展活力迸发，旅游服务业作为新兴行业开始萌芽并快速增长，对交通、接待、安全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新需求。另一方面，当时军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完成战备训练等主要任务的前提下，探索利用自身资源参与国家建设，以弥补军费不足并锻炼队伍。部分部队单位，尤其是驻扎在风景名胜区、交通枢纽或沿海开放地区附近的部队，利用其组织纪律性强、信誉度较高等优势，以各种形式介入了旅游交通、景区服务、住宿接待等领域。身着军装或具有军人背景的人员出现在旅游服务场景中，便逐渐被民众直观地称为“旅游兵”。

       活动的具体形式与范围

       当时所称的“旅游兵”所从事的活动范围相对集中。最常见的形式包括利用军车为游客提供交通服务，尤其是在一些交通不便的新开发景区；由部队单位开办或管理的招待所、宾馆为游客提供住宿；组织官兵在旅游旺季协助景区维持秩序、提供安全保卫或简单的导游讲解服务；少数甚至利用军用船舶在特定水域开展游览项目。这些活动多由部队单位集体组织，带有一定的临时性、补充性或生产自补性质，并非军人个体的全职商业行为。

       称谓的消褪与历史定位

       随着九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军队建设和改革深入推进，军队经营性活动被全面禁止和清理。军队的职能更加聚焦于备战打仗和国防建设，原先那种军民角色交织的模糊状态得以厘清。“旅游兵”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也随之成为过去，其称谓也逐渐淡出日常话语体系。回顾这一称谓，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各领域探索前进、军民关系在特定经济层面的互动与调整，是理解那段社会转型历史的一个生动注脚，但其具体实践已不符合当代军队建设的规范与要求。

详细释义

       当我们深入探究“旅游兵”这一充满时代印记的称谓时，会发现它远非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镶嵌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巨变画卷中的一块独特拼图。它生动记录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激荡岁月里，军队与社会经济生活之间一段特殊而短暂的互动历史。这段历史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国家战略调整、经济发展需求与军队自身探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兴衰过程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规范军民关系、明确军队职能的坚定步伐。

       称谓诞生的深层土壤：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氛围

       要理解“旅游兵”，必须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激情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如何适应和推动这一历史性转变的课题。军队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置身于这场深刻的变革之中。当时，国家财政尚不宽裕，军费供给有限，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改善官兵生活，并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中央军委在政策上允许军队在确保完成教育训练、战备执勤等主要任务的前提下，可以从事农副业生产和其他一些以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这项政策被概括为“自我保障，自我发展”，或更通俗地称为“生产自补”。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军队与地方经济的接触面迅速扩大，许多部队单位开始尝试利用自身资源，寻找参与经济建设的途径。

       与此同时，国门初开，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国内旅游业从外事接待的附属角色中挣脱出来，开始向现代产业形态迈进。大众旅游需求悄然兴起，但与之配套的交通、住宿、服务等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却严重滞后，形成了巨大的市场空白和服务缺口。驻扎在名山大川、历史古迹附近或交通要道旁的部队单位，最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需求。他们拥有纪律严明的组织、值得信赖的形象、一定的交通工具和场地资源，这些要素与旅游服务业所需的安全、可靠、有序等要求天然契合。于是，一些部队便以单位组织的名义，尝试性地涉足旅游相关服务领域。当老百姓看到军车接送游客、部队招待所接待散客、官兵在景区帮忙时，便很自然地将提供这些服务的军人群体称为“旅游兵”。这个称呼带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有对军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直观描述，也隐约透露出当时社会对这种新鲜事物的好奇与接纳。

       实践活动的主要样态与地域特征

       “旅游兵”现象在实践层面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且具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从活动内容上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几个主要类型。首先是旅游交通服务，这在当时最为常见。许多新兴景区道路条件差，正规客运班车难以到达或班次稀少，部队的卡车、客车甚至吉普车便被用于运送游客，解决了“进得去”的难题，尤其在西藏、新疆、云南、四川等西部和边疆地区的早期旅游开发中，这种情形屡见不鲜。其次是住宿接待服务，众多部队招待所和宾馆在保证军内接待任务的同时，向社会开放部分床位，以其干净、安全、管理严格的特点，成为许多游客，尤其是自助旅行者和出差人员的重要选择。再者是景区辅助服务，包括在旅游旺季抽调人员协助维护售票秩序、疏导人流、进行安全巡逻，有时也提供简单的景点介绍。此外，在少数沿海、沿江、沿湖地区，还有利用军用船只开展水上观光项目的例子。

       从地域分布来看，这一现象并非全国均匀存在，而是高度集中于两类地区。一类是旅游资源丰富但当时基础设施极为薄弱的偏远地区，如川西、滇西北、青藏线沿线等，军队的运输力量成为早期旅游探险活动不可或缺的支撑。另一类是八十年代首批对外开放的热点旅游城市和沿海经济特区，如西安、桂林、厦门、青岛等地，迅猛增长的游客流量与当地有限的接待能力形成矛盾，部队的附属设施便成为有效的补充。这些实践活动，客观上说，在特定历史阶段缓解了旅游服务供需的紧张矛盾，为早期旅游市场的启动和发展提供了某种程度的“润滑剂”和“助推力”，也让部分部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益，用于改善设施和官兵生活。

       现象引发的讨论与政策演变

       然而，随着实践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旅游兵”现象及其背后的军队经商问题，逐渐暴露出诸多弊端，引发了军队内外的广泛思考和讨论。人们担忧，商业活动的逐利性可能侵蚀军队的战斗精神和纪律性；军队利用特殊地位参与市场竞争，有违公平原则，可能滋生不正之风；分散部队各级领导的精力，影响教育训练和战备工作的落实。这些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个别单位确实出现了主次颠倒、管理混乱甚至违纪违法的问题。

       国家高层和中央军委对此高度重视。整个九十年代，关于军队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从事经营性活动的争论和政策调整一直在进行。政策导向经历了从允许探索、加强管理到逐步收缩、最终坚决禁止的清晰演变轨迹。1998年，中央作出了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的重大决策，并进行了彻底的企业移交和剥离。这项决策标志着“旅游兵”这类现象的彻底终结。军队的职能被重新严格界定和聚焦，必须全心全意致力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回归战斗队的根本属性。这一重大转变，顺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要求，符合现代军队建设规律，维护了军队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也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赞誉。

       历史回响与当代启示

       如今，“旅游兵”已成为一个历史词汇，它所代表的特定实践早已尘封。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却并未过时。它是一段生动的历史教材，告诉我们军队的职能使命必须清晰纯粹，保家卫国永远是军队存在的根本价值，任何可能干扰这一核心任务的活动都必须让路。它也展示了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勇于探索、也勇于自我修正的实践品格。从允许部分经营到全面禁止经商，正是党和国家基于实践发展、遵循客观规律作出的科学决策，体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进步。

       今天，当我们享受高度专业化、市场化的旅游服务时，或许难以想象当年“旅游兵”存在的场景。但这段历史提醒我们，当下完善的军民融合发展体系，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为科学、规范的模式。新时代的军民融合，聚焦于科技、产业、基础设施、人才培养等国家战略层面，旨在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融合格局，这与历史上低层次、带有自发性甚至一定混乱度的“自我保障”活动有着本质区别。回顾“旅游兵”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军队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的重要性，也更加珍惜当前军民团结、各司其职、共同奋斗的和谐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