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旅游什么时候提出

针对用户查询“全域旅游什么时候提出”这一需求，本文旨在明确回答该概念于2016年1月在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并成为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国家战略，并将在下文详细梳理其发展脉络、核心内涵与实践路径，为读者提供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当我们今天谈论起中国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全域旅游”无疑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核心词汇。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深刻地改变着各地发展旅游业的思路与格局。然而，许多朋友在初次接触时，往往会有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疑问：全域旅游什么时候提出？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只关乎一个时间点，实则牵涉到一段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政策演进，以及一场从理念到实践的产业革命。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不仅告诉你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更要为你厘清其前因后果，让你真正明白“全域旅游”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方。

       要准确回答“全域旅游什么时候提出”，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口号，而是时代需求的产物。在2016年之前，中国旅游业经历了数十年的快速发展，传统的景点旅游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逐渐暴露出诸多瓶颈。游客的消费需求从“看风景”转向“享生活”，从“观光”转向“体验”，仅仅依靠围墙内的景区、孤立的门票经济，已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难以持续带动地方经济的全面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旅游产品同质化、淡旺季落差巨大、旅游与其他产业融合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旅游业亟需一种新的发展哲学，来突破空间与产业的界限，实现从局部到整体、从行业到社会的跃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域旅游”的理念开始萌芽、酝酿，并最终被推至国家战略的层面。

       那么，官方层面明确提出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呢？答案是2016年1月29日。在当天于海口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国家旅游局（现为文化和旅游部）正式提出，要将“全域旅游”作为新时期的旅游发展战略。会议明确指出，中国旅游要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这次会议的报告和部署，被公认为是“全域旅游”从地方探索、学术讨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起点。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全域旅游作为一个完整、明确的政策性概念和发展战略，是在2016年初被正式提出的。这一提法迅速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积极响应，成为了“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旅游业发展的主旋律。

       当然，任何成熟理念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2016年这个关键节点之前，已经有着丰富的思想积淀和实践探索。早在2015年，国家旅游局就在浙江桐庐召开了全国旅游工作研讨会，会上对“全域旅游”的概念进行了初步探讨，并确定在部分县市开展试点工作。更早可以追溯到一些地方自发的、具有全域特征的旅游发展实践，例如浙江、江苏等地在美丽乡村建设、特色小镇打造中，已经不自觉地在践行着整合区域资源、全景化打造的理念。同时，学术界对于“区域旅游”、“目的地整体营销”等课题的研究，也为“全域旅游”理论的成型提供了养分。因此，2016年的提出，更像是一次“临门一脚”，是对过往趋势的确认、对分散经验的总结和对未来方向的擘画，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理解了这个时间点，我们更需要深入其内核：国家提出全域旅游，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其核心目标是什么？首先，它旨在打破“景区内外两重天”的窘境。传统模式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精力与资金高度集中在几个核心景区，导致景区内设施完善、管理规范，而景区外的城镇、乡村在旅游公共服务、环境卫生、景观风貌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游客体验割裂。全域旅游要求将整个行政区域当作一个完整的旅游目的地来统一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实现“处处是风景，时时可游玩”。

       其次，是为了推动“旅游+”的深度融合，激发产业乘数效应。过去旅游是“小旅游”，局限在旅行社、酒店、景区等狭小范畴。全域旅游倡导“大旅游”观，推动旅游与农业、工业、文化、体育、健康、教育等产业的跨界融合，催生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研学旅行、康养旅游等新业态，让旅游成为拉动区域综合发展的强大引擎。例如，一个传统的农业县，通过发展全域旅游，可以将农田变成景观，将农舍变成民宿，将农产品变成旅游商品，从而实现全产业链的价值提升。

       再者，是为了促进共建共享，让旅游发展成果惠及全体居民。全域旅游强调“主客共享”，即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共享优质的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和文化氛围。它要求旅游发展不仅要让游客满意，更要让本地人受益，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创造就业岗位、提升生活环境质量，增强当地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从而形成旅游发展与社区繁荣的良性循环。

       既然战略已定，目标已明，各地在实践中又该如何具体推进呢？这是一个从理念到行动的复杂过程。首要关键是“规划引领，多规合一”。不能再让旅游规划自说自话，必须将其深度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之中，确保旅游发展的空间保障、项目落地与各项政策协调统一。一本规划管到底，一张蓝图绘到底，是避免资源冲突和重复建设的基础。

       紧接着是“全域优化旅游公共服务体系”。这远远超出了建设游客中心的范畴。它涵盖了一整套支持系统：构建便捷高效的“快进慢游”交通网络，实现机场、高铁站到各旅游点的无缝衔接，并完善风景道、骑行道、步行道等慢行系统；建设覆盖全域、标识清晰、功能复合的旅游咨询服务体系和智慧旅游平台，让游客一部手机畅游无忧；推进“厕所革命”并向城乡全域延伸，提升环境卫生整体水平；建立安全可靠的旅游应急救援体系，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

       然后是“推进全域景观化与产品创新”。这意味着要对区域内的自然环境、城镇乡村、街道建筑、田园工厂等进行整体的风貌管控与景观提升，即使是普通的街区、村庄，也要按照审美和舒适度的要求进行整治，营造“移步换景”的视觉效果。在产品层面，要深挖本地文化底蕴和资源特色，打造具有独特吸引力的核心产品，同时大力发展夜间旅游、四季旅游，开发参与式、体验式、沉浸式项目，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水平。

       同时，“创新旅游治理机制”是保障全域旅游顺利实施的制度基础。它要求建立由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挂帅的旅游发展委员会或联席会议制度，强化部门联动，形成“综合产业综合抓”的工作格局。要改革景区管理体制，推动国有景区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分离。还要建立健全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机制，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营造规范有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此外，“强化全域营销与品牌塑造”也至关重要。要改变过去各个景区单打独斗、分散宣传的模式，整合区域资源，提炼统一的旅游形象和品牌口号，进行整体包装和推广。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渠道，讲好全域旅游故事，实施精准营销。积极举办和承办有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文化节庆、会展论坛等活动，制造持续的旅游热点，提升区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回顾自2016年提出以来的发展历程，全域旅游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国家分批遴选设立了数百个“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这些示范区在体制机制创新、公共服务提升、产业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等方面探索出了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例如，浙江安吉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将整个县域作为大景区来打造，实现了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完美统一；江苏南京江宁区通过“全域美丽大花园”建设，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全面升级；宁夏中卫市依托沙漠黄河资源，打造出集观光、体验、度假于一体的全域旅游新格局。这些成功案例生动地证明了全域旅游战略的强大生命力。

       当然，在推进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和思考。例如，如何避免“千域一面”，在强调标准化服务的同时保持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如何平衡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如何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估体系，不仅看游客数量增长，更要看综合效益提升和居民满意度？如何在后疫情时代，适应游客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创新全域旅游的产品与服务模式？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解答。

       展望未来，全域旅游的内涵还将不断深化和扩展。它与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的结合将更加紧密。智慧旅游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为全域旅游的精细化管理、个性化服务提供强大支撑。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深入发展和游客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全域旅游将更加注重品质化、个性化、情感化的体验供给。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行业发展战略，更将演进为一种区域综合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哲学和方法论。

       所以，当我们再次回溯“全域旅游什么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时，答案已经非常清晰：它是在中国旅游业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于2016年被正式确立的国家战略。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时间点。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发展观，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一次系统的社会工程。理解它的提出背景和核心要义，对于地方政府规划产业、对于企业寻找商机、对于学者进行研究、甚至对于普通游客选择目的地，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域旅游的旅程已然开启，它正在并将继续重塑中国大地的风景，以及我们旅行与生活的方式。